写下题目，却有“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剑四顾心茫然”之感，茫然之中不知该写点什么、能写点什么。一平和我相交十余年，电话、email往还无数，但彼此对对方的经历，太少了解了。现在回想，所以如此，一是总觉来日方长，二则仿佛总有一座冰山压在我们心头，使得我们羞于谈论自己。

一

2014年初识一平时，他供职于“纽约中国人权”，在《中国人权双周刊》做编辑。认识不久后，他email给我一篇他的文章，题目是《伟大的母亲》，开头便是这样的文字：

 ……离开中国之前，特意去了广场，仿佛有一番心意要诉说，要留在那里，寄予他们。四周已经寂静，深夜铁兰的天空高远而冷峻。那些星，像不瞑之目，追责、发问；也像字迹，硬朗，永铭。而那些灵魂在夜空中游荡，阴郁、凝重，对应地上不见的血痕。它们未有归宿，不会安息。是的，这个世间可以被污七八糟地遮掩，涂改，甚至被霸占，但是在其之后是一个永恒的、由无数的生命祭奠的世界，那里必呈现生命的真理和血色。于是我明白，这广场实是中国民族的祭坛，那矗立的碑石连接着天地之间的鲜血和星光。那夜死去的生灵，即是为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所奉献的牺牲……

对于一平在89年的经历，我仅知道他是因为“六四”失掉了北京高校讲师的教职。为何失去教职，不闻其详。“六四”和广场，是祭坛，是我们心中的那座冰山，也是我们人生长夜的开端。

同篇文章中，他还这样记述：

那一夜，中国人实是很英勇的。记得那个夜晚，西单剧场前，一个抗着红旗冲在前面的学生，他头上扎白布带，一次次地冲向军警，开枪的时候我仍然看到那杆红旗在前面舞动。我不知道他最后倒下没有。枪声中，有人在不远处倒下，于是便有一些人去救护，又有人倒下，又有人去救护……枪弹、火光、坦克履带的轰鸣……主道冲开了，人群围堵在侧面的路口，以至后面呼喊，高唱国际歌，那歌声和火光一起悲壮地升腾，那一夜不仅是残暴和恐惧，它也有高尚和尊严。

我回信说：“那一夜，我们在一起。我也是从西单路口冲向戒严部队的学生中的一员。” 正是在那一夜，我见到的死，让我感到，许许多多的生，其实都是苟且。

二

2025年1月2日清晨，太太从楼上跑下来，大声问：“一平老师是不是叫李建华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她马上哭出声来，说：“他死了。”

我呆住了。于是马上打电话，家里的电话是忙音，手机也呼叫转移。

太太是从蔡楚先生的推特上看到讣告的：“一平（本名：李建华）讣告。中国知名诗人、散文家、文化评论家一平（本名：李建华）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十九分在美国格里斯·罗伯特·帕克医院（Guthrie Robert Packer Hospital）病逝。亲属及少数友人将在近期举行告別与追思会，以寄托哀思。”

那两天我还在想着给他去个电话，祝新年快乐。想起打这个电话的时候，时间不合适。我难以置信，去蔡楚的推特，细细看了他的推文，讣告是一平太太周琳拟写的，感到头上挨了一棒。

我看了好久，懊悔了好久，给蔡先生的推特留言：“建安风骨自华美，伴君一路去蓬莱。”说的是一平（李建华）的文章品格。想起一平温暖、诚恳、低调的为人，心中凄然。

我把这个凶讯告诉了江棋生先生，并托他转告丁子霖老师。

江回复说：“一平也是我的朋友，他来北京时，我与刘晓波和他相聚甚欢。后多时未联系，他竟溘然长逝，令人痛惜！我一定马上转告丁老师，也请你代我问候他的亲人。”

第二天江又回复：“丁老师说：昨晚接到噩耗既意外又心里堵得慌，无法回复只字。这是位敦厚的北京人，西单民主墙时的战士，一向为人低调不介入任何派争，也不与人争任何名位，是条勤勤恳恳的老黄牛。”

我同样不清楚一平在西单墙时期的经历。只记得他在电话里的只言片语聊到他在北京的情形：他在北京的家常常是诗人朋友们的啸聚之所，诗人海子在人间的最后一夜在他家度过，海子的一周年祭也是在他家举行的……

2013年春天，几个当年的学生相约去无锡张泾镇看望蒋培坤和丁子霖老师。那时正好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交棒之际，蒋、丁等退出一线，以尤维洁为代表的服务团队接棒。我建议丁老师写回忆录，可采取口述实录的方式。丁老师可能早有此意，不久后告知我，纽约“中国人权”的一平很支持这一想法，他当时的领导承诺“中国人权”会以中、英文出版她的回忆录。

丁老师写作回忆录，其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，尤其是2015年蒋老师驾鹤西去之后，她仿佛要独自一人去移动一座记忆的冰山。那段时期，一平几乎每周都给丁老师去电话，说些安慰、鼓励的话，每次通完电话后又转告我交谈的内容。 他以为，丁的回忆录，将是“六四”之后最重要的历史文献。这个定位，无疑是极大的鼓励，激励丁老师去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。

一平一直深受蒋、丁两位的信任。他2004年就职《中国人权双周刊》以来，为天安门母亲群体做了大量的服务性的工作。那段时期，天安门母亲所有的文稿（包括每年的悼文、公告、受难者家属访谈实录等）都由“中国人权”首发，都经过一平之手编辑、校对。而且，一平是有心人，每篇文稿发布之后，他都会把读者的一些回馈整理好，转告蒋、丁。正是他的谦和和认真，赢得了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莫大信任。丁师赞他“敦厚”、“勤勤恳恳的老黄牛”，绝非泛泛之词。

2020年，一平从“中国人权”退休。他对天安门母亲的关注，亦如往昔。给丁师去电话，一如从前。2023年，北京当局几乎切断了一切从海外打给丁老师的电话，他无法直接联系丁，往往给我发邮件、打电话。譬如，2023年6月8日，他在邮件写道：“六四过去了，望丁老师及天安门母亲们安好！转去万润南先生几首纪念六四的诗，其中有一首是写给丁老师的。望你转给丁老师——或许可以在电话中念给老人家听。这个时段，老人家想是很悲哀。代我问候老人家，祝她健康、长寿！”

万先生的诗《致丁母》写道：“当年柳丝国殇时，母失麟儿瑟断丝。举国悲咽人洒泪，屠城得意血沾旗。淒淒岁月君思子，寂寂天涯我祭诗。可叹星移三十载，何时门转换云衣。”可惜的是，那时候我也无法接通丁师的电话了。

一平依然关心丁老师的回忆录。他了解“中国人权”后来的财政状况江河日下，慨然承诺，出版丁老师的回忆录，他出一半的费用。我知道他的退休金很微薄，表示无法、不忍接受……但是，内心的温暖不言而喻。

三

1989年6月3日那一夜，不知道一平和我是否遇见过。多年后我才明白：那一夜，那些曾经在同一个时间同在于那个地点的人，彼此其实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弟。

真正的见面，是25年后的2014年，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，也费写笔墨记录在案。

那时我们初到美国不久，儿子在美国高中读十年级时的冬假，我们想带他外出访问一些大学。

“唉，那个鸟不下蛋的地方！”儿子不想去。

妈妈说：“毕竟是常春藤呢，再说爸爸也想去见朋友，陪陪我们？”

于是我们驱车从冰冷的波士顿出发，一路向西350多英里，去一平家。

一平特别叮嘱说，到了后，别从大门进屋，走旁门。

我们很好奇为什么。到了之后，才知道：他们的正门上，有一个鸟窝，住着一只在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地区四处可见的知更鸟。

几无寒暄，他便带领我们去参观山顶的学校，去山底看湖水。中途路过一座桥，桥下是深涧。一平介绍说那是著名的“自杀桥”，这个地方太寂寞了，是个读书的好地方，但一些青年受不了这些寂寞，选择在这里纵身一跃。校长写信给全校的孩子：“请学会寻求帮助，那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。”学校也给桥装上了防护栏和一层又一层的防护网。

“但是，这些都是绝顶聪明的孩子啊，哪里难得住他们。”一平叹息着说。

初见一平，他长得像是中国北方玉米地的农夫，粗粝，也像一枚饱满的玉米，结实。只是他说话的语气，非常柔和、温暖，如同在冬天洒在翻耕过的玉米地里的阳光。那天夜里，我们说了些什么，都不记得了，只记住了他的温暖、宽厚，仿佛是他家里烧的炉火。仿佛是失散多年的兄弟，又聚在一起了。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又觉得我们似乎从未分开过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太太急急地赶班车去上班了。一平给我们准备早餐，煎了许多的饺子。

“这哪吃得完？”我太太不解地问。

“路上带着。”他回答说。

临别时，太太说：打搅了、太打搅了，有空欢迎来波士顿。

他说：谢谢你们这么大老远来看我，太感谢了。

说完，又拿来一包书，是他和北明、黄河清一道编辑《刘宾雁纪念文集》，说这里太僻静，送书都难，你们波士顿热闹，拿去送人。

我们行色匆忙，往不远的大瀑布赶去。到了大瀑布，太太觉得很冷，却找不到自己的围巾，不知落到哪里了……回到家不久，她在邮筒里发现了自己心爱的围巾，是一平寄来的。

一平并未光顾我们在波士顿的寒舍。后来我们搬家到马里兰，也常邀请他来玩。他总是说以后，以后有机会……

马里兰的冬天，突然纷纷扬扬下了第一场大雪。天地洁白，仿佛是为一平，这个明知世界冰冷而依然保持内心温暖的人，为他的离去而送行。我知道他心里装着一座冰山，三十多年无法化掉的冰山。

巫一毛说，独立中文笔会和“中国人权”正在着手编辑、出版一平的文集。我很期待。

一平的文字里一定有这个冰山，以及融化冰山的热量和愿望，以及星光……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025年1月7日